16萬元，或者是65萬元，這樣的金額代表著什么?它可能是一個普通家庭多年的積蓄，也可能是二三線城市一套房子的價格。或者，是在網上買點兒“心理滿足”的賞錢。

是的，購買心理滿足感是任何人的自由。但是對于涉世未深的未成人而言，幾十元幾百元和十幾萬幾十萬元相比，可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了。

就在過去的這幾個月里，多次發生的熊孩子巨額打賞直播平臺“偶像主播”事件，在商業道德、社會倫理、法律法規等方面給我們帶來了太多的警示和挑戰。揭開打賞背后的成因與漏洞，或許可以讓直播行業掙錢掙得更“硬氣”一些。

16萬之后是65萬

近日，據法制晚報報道稱，劉女士因為發現自己00后的女兒在加拿大留學期間迷上直播，在三個月的時間內向多名喜愛的男主播打賞，累計共花費超過65萬元人民幣。為此劉女士以女兒的名義起訴平臺運營企業，要求退還相應款項，但因證據不足一審敗訴。隨后劉女士上訴，目前北京市第三中級法院已經受理此案。

在一審中，法院認為雖然劉女士稱平臺賬號是女兒偷偷用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冊，并且私自消費，但考慮到證據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說，劉女士提出孩子是在海外登錄賬號后私自打賞的，并非自己的行為;但是該賬號又是用劉女的身份證注冊的，劉女士手頭無法拿出“孩子私自用家長身份證注冊”，以及打賞的登錄IP是在海外的證明(這個數據只有平臺方掌握)。最關鍵的是，平臺在打賞或是購買打賞“鉆石”的時候，并不需要實名制，而且上不封頂。要想維權，就要證明這錢真的是孩子花出去的!

舉證，成了這類事件的最大難題。

站在這位母親的角度去想，自己的孩子屬于未成年人，因為沉溺于直播而打賞了65萬元，肯定是心痛、心疼。但是作為一家企業高管，相信也是一位高知，通過法律途徑，通過律師事務所走訴訟程序，多少還有一絲機會。但是，對于另一些家庭而言，通過舉證、訴訟去維權，卻是一道天塹。

在國慶節期間《錢江晚報》刊出一則報道：某14歲少年在觸手TV向一名女主播累計打賞了16萬元人民幣，家長在與平臺方接觸無果后只能向社會求助。事件中的一家人租住在廣州增城區新塘鎮的出租房內，夫妻兩人在服裝廠打工，均為初中文化水平， 16萬元幾乎是他們多年來積攢下來的所有積蓄。

在記者的報道中，可以看到這對夫婦發現積蓄被掌握支付寶密碼的孩子偷偷打賞后，曾經接觸過平臺運營方，而交涉無果，隨后才向觸手平臺公司所在地的杭州市長熱線進行了投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