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在一個國家經濟中長期增長過程中，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慢變量。從海外經驗數據來看，隨著勞動人口（15-64歲）與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的比值逐漸下降，當地GDP增速也會出現相應下行。

一、勞動人口占比下降必然帶來經濟增長的相應趨緩

(資料圖)

人口在一個國家經濟中長期增長過程中，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慢變量。人口既是生產力，也是消費力。無論是自然增長，還是外部流入，人口的增長都是國家（地區）經濟活力的根本源泉。比起人口總量，人口結構的變化對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更加重要。從海外經驗數據來看，隨著勞動人口（15-64歲）與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的比值逐漸下降，當地GDP增速也會出現相應下行。以日本為例，1962-1971年其勞動人口/老年人口的均值在10.3，同期GDP增速均值8.9%，之后六十年勞動力人口占比一路下行，2011-2021年勞動人口/老年人口的均值僅為2.2，同期GDP增速均值也相應低至0.52%。

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是所有經濟體無法避免的客觀規律。中國目前的人口結構決定了未來我國經濟增速下降的趨勢不可避免。數據顯示，2010年以來，中國勞動人口增速與GDP增速的同步性越來越強，我國15-64歲人口增速由2010年的2.52%下降至2022年的-0.25%，同期GDP增速也由10.64%下降至3%。

二、勞動力人口占比不斷下降是中國短期內無法逆轉的趨勢

2022年，房地產開發資金來源中自籌資金占比僅為35%，定金及預付款占比33%、個人按揭貸款占比16%、國內貸款占比12%、其他到位資金占比4%，從這個資金來源結構中可以看出，房地產企業在開發過程中65%以上的資金來自于購房人和商業銀行，一旦房地產企業“自籌資金”不到位，無法按照合同期限和質量交付房屋，那么購房人和銀行將面臨巨大的爛尾樓風險。

2022年，我國出生人數達956萬人，較上年減少106萬人。同年存量總人口減少85萬人，是1960年自然災害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比人口負增長更為嚴峻的是：2022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群占總人口比例14.9%，已步入深度老齡化階段[1]，而同期0-14歲人群占總人口比例16.9%，15-64歲人群占總人口比例68.2%，人口結構呈現“老齡化、少子化”的特性。

1. 少子化意味著未來勞動力人口持續減少，比當下深度老齡化更加可怕

聯合國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總和生育率跌至1.175，即每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1.175個孩子，低于日本（1.36），列位全球倒數第五。與之相對應，同期20-24歲育齡婦女的生育率也由66.5%下跌至34.9%，可見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晚生育或者不生育。

從擁有孩子的家庭結構來看，我國獨生子女占比由2012年的65.1%下降至2021年的45.3%，二孩出生率上升12.7個百分點，達43.1%，三孩以上的家庭占比上升7.2個百分點，達11.6%。由此可見，導致出生人口不斷下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育齡人口在不斷減少。這是上個世紀90年代獨生子女政策留下來的代際后遺癥。

2.老齡化導致社保基金的支出壓力逐年增大

首先，“未富先老”是中國步入老齡化社會的特殊現象。2010年，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見頂，此時人均GDP僅為5647美元，而美國、英國、日本、韓國和德國勞動人口比例見頂時的人均GDP分別為54299美元、44424美元、29308美元、19462美元和13462美元。

其次，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社保基金一直是現收現付制，最近幾年，隨著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社保基金開支壓力逐年增大。其中，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可支付月數[2]卻由18.5降低至11.2[3]。據社科院預測，我國養老基金將于2027年達到峰值6.99萬億后迅速下降，至2035年全部耗盡[4]，之后，我國的養老保障體系將進入寅吃卯糧的時代。

從2000年到2021年，我國城鎮企業職工的參保贍養率[5]由30.4%上升至37.7%，即每3.3個在職職工供養1個退休人員演變為每2.65個在職職工供養1個退休人員。參保離退休人員的增長率普遍高于參保職工增長率[6]，導致城鎮職工的參保贍養率基本呈上行趨勢，未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年輕人的社保贍養負擔也將持續加重。

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數據，養老金替代率（即城鎮職工退休后領取的平均基礎養老金與在職職工平均工資的比率）不低于70%方可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準。而我國城鎮職工養老金的平均替代率僅為43.6%，遠低于國際警戒線55%，隨著養老金支付能力的捉襟見肘，大部分退休人群未來將面對養老待遇逐步惡化的嚴峻現實。

三、延遲退休和改變財政支出結構是唯一的出路

1.延遲退休

實證數據顯示，隨著預期壽命的延長，人口老齡化是全球性的共同難題，美國、日本和歐洲等發達地區幾乎不約而同都把退休年齡延遲到62歲以后，而我國目前國民退休年齡分布為50/55歲（女性）和60歲（男性）。延遲退休是稀釋贍養率[7]、減緩養老金缺口進一步擴大的必然選擇。

考慮到社會對于延遲退休的接受度，在改革退休制度的同時，可以采取彈性激勵式的養老金方案，給個人更多的選擇權。例如不同年齡退休可以獲得的養老金水平不同，提前退休折扣發放，正常退休的居民給予足額發放，而延遲退休的居民給予超額發放。這樣，可以讓健康狀態和財務狀態不同的中老年人選擇適合自己的退休年齡。

2. 適度減少公務員規模和事業編制，財政支出向社會保障領域傾斜

2021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由3.21%下降至2.96%，遠低于同期的法國（27.31%）、日本（21.66%）、德國（21.62%）和美國（10.7%）。而從我國的養育成本卻是其中最高的，把一個孩子撫養至18歲所需的成本是人均GDP的6.9倍，遠高于同期的法國（2.24倍）、日本（4.26倍）、德國（3.64倍）和美國（4.11倍）。在目前“智慧政府”環境下，適度減少公務員規模和事業單位建制，提高社會福利保障的支出占比，將更多的財政資源投向醫療、教育和其他生育保障，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公民的生育意愿。

3. 通過減稅及補貼鼓勵生育

根據國際經驗，目前日本的生育津貼政策包括一次性生育津貼42萬日元和每孩（截至初中畢業）每月1萬日元，即日本政府對每孩提供的現金補貼大約折合超過十萬人民幣。今年3月的初步草案將進一步提升42萬日元生育津貼至60萬日元，同時延長支付期限至截至年滿18歲后的3月底。然而，日本總和生育率并未有顯著提高，可見僅靠現金補貼對提振生育率的作用相對有限。

如果說生育津貼更多地適用于低收入家庭的話，減稅政策或許對鼓勵中產家庭生育子女更為有效。以美國的兒童抵稅金（Child Tax Credit）為例，每個符合條件的孩子可為家庭申請2000美元的稅收減免，以及撫養人稅收抵免（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Credit）和低收入家庭福利優惠（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等政策都對中產家庭的生育意愿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注釋：

[1]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14%即為深度老齡化社會。

[2]可支付月數=年末滾存結余/（當年基金支出/12）。

[3]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當期結余由2012年的2360億元增長至2021年的11396億元，由于支付金額沒有相應提高，因此可支付月數也由23.4上升至36.8。

[4]數據來源：《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

[5]參保贍養率=離退休人數/職工人數。

[6]除2005-2011年間因納入靈活就業人員擴大了職工基數從而降低了參保贍養率之外。

[7]繳費率=替代率×贍養率。

（林采宜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副院長；張菁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