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州是中國古代多種文化融合交匯之地

朝陽在唐代稱柳城，是營州治所。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這里共出土21方隋唐墓志，墓主人皆為這一地區的上層人物。墓志以法度嚴謹、風格整飭、體勢端莊的楷體字記述了墓主人的生平以及當時營州的政治、軍事、社會生活、民族流動，以及宗教習俗等方面內容。

1972年，朝陽西北于家窩堡附近發掘出一座唐朝墓葬，墓主人為韓貞(與下文萬佛堂石窟中的韓貞重名)，曾任“檢校蛤戍主”(戍邊官吏)。1990年朝陽工程機械廠院內出土了蔡澤、蔡須達父子墓葬。這兩座唐代墓葬與西安地區唐代早期墓葬形制基本相同，隨葬品的風格也具有明顯的北朝遺風。墓志顯示，蔡澤、蔡須達父子是從長安來到營州戍邊的，蔡澤曾任御仗都督之職。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馮永謙告訴記者，考古證實，隋唐以前，由于民族大流動、大遷徙，使得當時社會對外來文化持包容與開放的態度，中亞商人來營州經商、移民沒有任何限制，因此，營州成為中亞粟特商人的聚居地、文化傳播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韓國慶州發掘的古墓中出土一組泥俑、陶馬和十二生肖像，具有濃郁的唐代風格。這些文物與朝陽唐墓中出土的文物非常接近。”馮永謙說。

結合史料和墓志記載，唐代從營州到朝鮮半島存在一條非常重要的交通路線，即“營州入安東道”，營州的地域文化由此傳播至東亞。馮永謙評價說：“這條路線不僅是一條連接東西方貿易的交通要道，也是連接農耕與草原文明的紐帶與橋梁，多民族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升華，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營州作為中國古代多種文化融合交匯地，一直以來就是絲綢之路的重要參與者，承擔著連接西亞與中國、中國與東亞國家間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是草原絲綢之路上歷史悠久、輻射廣泛、影響深遠的重要節點。”

北魏時期 石窟藝術興盛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黨總支書記、研究館員李新全告訴記者：“對營州的經營是從北魏時期開始的。”

北魏時期的石窟藝術對中原文化影響很大，而營州處于石窟藝術傳播節點上。李新全給記者繪制了一條石窟藝術的傳播路線。“其路線與我國大唐時期的玄奘去印度取經的路線大體相當，即由西域一路向東到達今天的伊犁、哈密地區，途經額濟納、呼和浩特、大同、張北、寧城、朝陽、義縣、遼陽，經朝鮮半島而到達日本列島。”

史料記載，從漢代開始，石窟藝術從印度經西域東傳，“三燕”時期得到發展，至北魏孝文帝時期興盛。由此，“西起昆侖，東至東海，南抵吳越，北達幽燕”的廣大地區，一大批石窟被開鑿出來。遼寧大凌河北岸的義縣萬佛堂石窟群，就是這一時期開鑿的。

“可以肯定的是，石窟藝術在東傳過程中，營州起承上啟下的作用。從敦煌石窟到炳靈寺石窟、從云岡石窟到萬佛堂石窟的傳播，就是文化傳播、融合過程。”李新全說道，隸屬營州的昌黎(今義縣)地處大凌河岸邊，是石窟藝術傳播、融合的節點，成為開鑿石窟的理想地點。

義縣的萬佛堂石窟群背倚福山，依山開鑿，南臨寬闊的大凌河。隔河望去，只見一片廣漠的田野，遠處輕煙漫籠，草樹田畦，阡陌迤邐，近處石崖絕壁，洞窟連綴，宛若唐人詩境、宋人畫卷。

萬佛堂石窟內有一方《韓貞造像記》題記，結尾處刻有“慰喻契丹使員外散騎常侍昌黎韓貞”的字樣，可見這塊題記是北魏時出使契丹的使團所留下的，印證了這個地方是北魏出使契丹的交通要道。由此可以看出，使團從柳城出發后，向東過今義縣再北折至契丹牙帳，這條交通路線的外延部分又是北魏時東北腹地勿吉人的朝貢路線。“可以說，《韓貞造像記》為研究醫巫閭山地區的民族史、地方史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李新全說。

李新全指出：“魏晉南北朝時，北魏孝文帝遷都，學習漢文化，促進鮮卑族和漢族的融合。隋唐兩代皇帝都有重用外族大臣的傳統，如獨孤氏和長孫家族，就連唐太宗李世民本身也有一半鮮卑人血統。民族觀念在南北朝、隋唐時開始淡化，很多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其生活習慣、宗教信仰逐漸融合。而營州因長期的民族雜居，沉積的各種文化在隋唐時期得以更好地融合。”

開鑿萬佛堂石窟意在彰顯皇恩

比《韓貞造像記》題記更有名氣的是《元景造像記》石刻。

在南北朝時期，北魏立國最久，因此這一時代的書法碑刻統稱為“魏碑”。魏碑體現了中國書法由隸書向楷書演化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正是義縣萬佛堂內的《元景造像記》石刻。

《元景造像記》石刻全稱“平東將軍營州刺史元景造像碑”，因刻于北魏太和年間，亦稱“太和碑”，系營州刺史元景所建，被稱為東北地區“最后的魏碑”，遺憾的是，最初刻在石壁上的400余字，如今僅剩304個字。

沈陽市書法家協會主席盧林介紹，北魏太和年間，正處在中國書法史中隸書向楷書演進的變革時期。特別是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漢化改革達到高潮，書風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徹底擺脫了隸書的遺韻，逐漸形成了“斜畫緊結”的“洛陽體”楷書，成為北魏石刻中通行的、規范的文字，即魏體字。

此碑文字體方圓兼備。近百年來，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在內的國內眾多文化大家都對這塊魏碑字體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稱其為“天骨開張，光芒四溢”“元魏諸碑之極品”。

馮永謙則表示，《元景造像記》石刻還有極其深遠的歷史考證價值。

萬佛堂遠離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元景造像記》石刻卻較早地使用了只在北魏元氏皇族成員的墓志中出現的“洛陽體”，說明營州在當時已經采取了跟中原一樣先進的文化建構。北魏時期，營州是北魏的東北邊陲重鎮，與庫莫奚、契丹等部族相鄰，為維持穩定，北魏建國之初便在此設置軍鎮，后又增設營州，以統治民眾并鞏固邊防。

馮永謙指出，很多人認為元景開鑿石窟的用意是為孝文帝祈福，這實際是低估了元景的功勞。馮永謙說：“要弄明白這點，首先要從元景的身份講起。”

元景出身于北魏元氏皇族，據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曹汛考證，元景是孝文帝的叔叔。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九月之前，曾任“集書省”長官之職。“集書省”負責管理國家的圖書典籍、草擬圣喻、傳達王言等職能。

據史料記載，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其漢學功夫很深。“依此推理，元景能出任如此要職，決不是碌碌之輩。太和廿三年前后，元景以皇族身份出任營州刺史。身為皇族、封疆大吏、地方要員，無論元景以何種名義去鑿窟造像，都會被認為這是一種代表著朝廷的行為。所以，給孝文帝鑿窟造像的真實意義是在向周邊部族彰顯皇恩，‘軌矚東民’。所刻題記數百言，是在‘述國之然祉’‘彪蔚以文其響’，意在對周邊部族做育化宣傳。”馮永謙說，《元景造像記》石刻的背后隱含著北魏朝廷的意志，是比較正式的碑文，所以，使用的書法必然是正規的“銘石之書”，即“洛陽體”書法。

萬佛堂石窟保護示范工程今年實施

遼寧日報記者 吳限

萬佛堂石窟從北魏太和年間開鑿以后，所歷各朝都進行過維修和重建。為了保護好萬佛堂石窟，新中國成立后，義縣有關部門也多次進行過修繕。

萬佛堂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萬佛堂石窟現在的主要隱患是巖體風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巖體崩塌。萬佛堂石窟巖體為砂礫結構的火山灰巖，這種巖石孔隙率高，結構疏松，吸水性強，容易被水溶蝕。石窟所處地區冬夏之間、晝夜之間溫差都比較大，溫差引起水在巖體中的變化是巖體被風化破壞的主要因素。義縣夏季白天氣溫最高可達38℃以上，巖體表層可達70℃，夜間可降至20℃。冬季最低氣溫可降至-20℃。溫度的頻繁變化使吸水的巖體反復漲縮，危害巖石結構，加劇巖體破壞，亟待采取搶救性保護措施。

2021年3月，為搶救和保護遼寧境內像萬佛堂石窟、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這些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省文化和旅游廳啟動了對全省石窟寺的專項摸底調查工程，經過半年的摸底調查，已經全面掌握了我省石窟寺各項情況。

接下來，省文物部門將充分利用和轉化這次專項調查的成果，高標準編制保護計劃。在今年實施對義縣萬佛堂石窟、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的保護示范工程，消除文物險情。記者獲悉，今年，萬佛堂石窟還獲得了中央預算內投資1600萬元。該保護項目建成后，將有望徹底消除萬佛堂石窟面臨的險情。